朝 鲜 族 与 东 北 抗 日 斗 争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作为迁移民族的东北朝鲜族人民得不到土地所有权⑴，只能依靠租种本地地主的土地为生，被称之为“小作农（佃农）”，过着 “农奴”般的生活。

1909年，满清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间岛协约”以后，朝鲜族人民直接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其生活处境更为悲惨。“他们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民族的差别待遇，还要受日本帝国主义间接或直接的重重压迫和剥削”，本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权也被剥夺，受到双重三重压迫和剥削，其痛苦较之其他民族的贫苦农民，更加“残酷”，“这些证明在满韩国农民除了革命以外，再无一条光明的道路” ⑵。

朝鲜族人民所处的特殊历史换件和地位决定，朝鲜族民众具有更强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要求。

朝鲜族人民在东北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创立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做出了其独有的历史性贡献。
 

一、朝鲜族与东北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中共满洲省临始委员会成立，省临委对东北的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在东北居住着上百万朝鲜族贫苦农民，他们是反帝反封的重要的依靠力量，强调在朝鲜族集聚区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派干部到民族地区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

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延边）”地区和“北满”及“南满”地区，是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区，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轿早传播到朝鲜族的社会。不少朝鲜族先进分子在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各级组织中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1928年12 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要求前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党组织参加中国革命。在东北各地活动的前朝共党员响应共产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共党纲，积极参加我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经过考验，许多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至1930年期间，黄埔军校生和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崔石泉、申春、李成林、陈公木等人和朴允瑞、金策、李克华（江宇）、李振民、李秋岳、黄玉清、池活（池喜谦）、李福林、李启东、潘庆由、许亨植（李熙山）、李敏焕、李红光、朴翰宗、李东光、韩浩等朝鲜族共产党员们，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深入到磐石、台安、海龙、柳河、清源、阿城、宁安、珠河、汤原、绥宁、饶河、宝清、虎林、方正、延吉（龙井）、汪清、和龙、珲春、安图、敦化等东北各地朝鲜族聚集区，发动和领导“红五月斗争”等反帝反封建民众运动，在斗争中考验吸收朝鲜族先进分子和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末，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崔石泉带领崔一山、徐凤山（李春阳）、黄哲云（黄继兴）等朝鲜族共产党员，到北满宝清、虎林、饶河等地区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党的组织得到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中共饶河县委，崔一山任书记，崔石泉、黄哲云、徐凤山任委员。

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将共产党员王耿（朝鲜族 原名文碧涛）派到延边，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不就成立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发动和领导数万贫苦农民参加的“红五月斗争”和“8.1吉敦暴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经过考验吸收工农先进分子和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中旬，延边地区的中共党员从10多名发展到233名，他们绝大多数是朝鲜族共产党员⑶。

1930年8月，朝鲜族共产党员池活（池喜谦）、金石峰等人在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以此为基础1932年9月成立了中共珠河县委，书记金凤祥，委员金钟台、池 活、金策、李秋岳，他们均为朝鲜族共产党员。

在绥宁地区，潘庆由等朝鲜族共产党员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支部成员均为朝鲜族，以此为基础1932年成立了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潘庆由任书记。

1930年初，李红光等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并在伊通县三道沟建立了党支部，该支部后发展成中共伊（通）双（阳）特别支部。

1929年至1930年末期间，许多朝鲜族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共党，并活跃在各级党组织，使东北的党组织迅速得到发展。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从1929年的262名，到1931年4月发展到1190名。其中东满（延边）地区党员636名，朝鲜族党员614名，占97%。南满地区党员200名，其中朝鲜族党员193名, 占96、5%。北满地区党员244名，也大部分是朝鲜族党员⑷。

共青团组织也迅速发展，在团员中“韩国（朝鲜族—编者）同志占全数百分之九十五，但在农村而言则占百分之九十八⑸”，“在东满、南满的团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韩国青年贫农……在东满仅有12人，南满二人，北满除哈（尔宾）市二十五人为中国团员外，各县团员几（乎）全（是）韩国青年…统计起来全满团员中中国人占不到十五分之一⑹”。

周保中在回忆中说：在满洲的各级党组织中活跃着很多朝鲜族优秀干部，成为抗日队伍的中坚力量。

东满（延边）地区为例，1931年初就出现了“县委以上（干部）18人，区委干部41人，其它（干部）71人”，他们都是“韩人干部”，其中还“有军事特殊者9人（军官学校出身或参加苏联战争的）”和“妇女干部4人”⑺，初期满洲各县县委书记很多是朝鲜族干部。  

在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朝鲜族共产党员们不仅做好朝鲜族集聚区的建党工作，还深入汉族等其他民族集聚区，批判所谓“国民党才是正统”的错误观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

从此，满洲地区的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中共东满特委、中共南满特委，中共北满特委及县委、区委一直到基层支部，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

有党组织的领导，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朝鲜族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创立

在东北，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从朝鲜族共产党员和朝鲜族抗民众中发轫的。朝鲜族人民具有反日武装斗争的历史。早在1920年的6月和10月，朝鲜族反日武装部队在洪范图、金佐镇等反日将领的带领下，在长白山地区先后发动了“枫吾栋”战斗和“青山里大捷”，杀伤千余名日本侵略军，震惊了日本全岛。为此，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于1927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东北“朝鲜族百万农民，具有秘密（反日）组织，有三千的武装力量”他们是可靠的“同盟军”⑻。

在东满（延边）地区，曾参加过广州起义和北伐战争及俄罗斯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的朝鲜族共产党员申春（又名梁道益）、李镛、朴吉、杨林（又名金勋）、崔相东等人和金明均、李光、金根、梁成龙等朝鲜族共产党员们，早在1930年爆发的延边“红五月运动”和“81吉敦暴动”时期开始，就组建工农赤卫队等武装队伍。

“918事变”后，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这些朝鲜族共产党员以工农赤卫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汪清抗日游击队”“延吉抗日游击队”“和龙抗日游击队”“珲春抗日游击队”。各游击队的队长和队员绝大多数是朝鲜族。1934年，以这些4县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并于1936年把它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官兵发展到“2000余名，大多数是朝鲜族”⑼。

南满地区初期的抗日游击队也是朝鲜族共产党员们组建的。朝鲜族共产党员李红光，于1930年在伊通组织了朝鲜族“劳农（工农）赤卫队”。 1932年，他转到磐石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织了“中共磐石县委打狗队（特务队）”，专锄日奸，使日伪闻风伤胆。是年6月，李红光，朴翰宗，韩 浩等朝鲜族党员，以“打狗队”为基础，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11月这支队伍又改编成“红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以李红光带领的“红军南满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司令，朴翰宗任参谋长，李红光任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这支队伍就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北满地区早期的抗日游击队，也是朝鲜族共产党员们组建的。

1933年建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其7位核心创建人物中，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姜甘用、金昌满等五位是朝鲜族⑽。这支队伍扩编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成为赵尚志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的主力在中共饶河县委的领导下，1930年开始崔石泉带领金文亨等6名朝鲜族共产党员，用仅有的一支手枪夺取敌人的枪支，于1932年10月成立了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崔石泉，队员都是朝鲜族。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1932年，在绥宁县委的领导下，朝鲜族共产党员金百万（金亨国）带领一批朝鲜族队员，建立了密山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抗日联军的朝鲜族官兵同其他民族指战员一道，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令日寇闻风丧胆。历史资料记载，由朝鲜族官兵为基础组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独立师，于1934年4月至10月只有半年的时间里，主动出击53次，累计参战人数达1350名⑾，被称之为最能打仗的抗日部队。

1932年李红光指挥的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发动500余名朝鲜族民众，拆毁了10多里长的铁轨，使日军军需物资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

1941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主力部队战略转移到苏联境内后，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李熙山）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国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这支部队在许亨植、朴吉松等朝鲜族指挥员的率领下，在铁岭、庆城、东兴、巴彦、木兰等地，筹集和储存给养，秘密发展反日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地击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极大地鼓舞抗日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0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2方面军一支朝鲜族部队，从南满转战到延边和龙县的大马鹿沟地区，发动了“红旗河”战斗，杀死前田中队长等78名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枪支，抗联部队的声威大震，极大地鼓舞了延边地区各族抗日民众。

三、朝鲜族与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朝鲜族人民不仅在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从1932年开始，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各地抗日游击队，选择远离敌人控制区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山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作为迁移民族的朝鲜族贫苦农民，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居住在贫穷和偏僻的山区，他们又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具有反日的传统。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开始，在东满四县和南满的各县，北满的汤原、饶河、绥宁、方正、虎林 、珠河、密山等地，先后开辟了数十个大大小小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位于贫困山区，根据地抗日民众大部分是朝鲜族贫苦农民。

1932年至1933年间，东满（延边）地区 在延吉（龙井）、汪清、和龙、珲春等县，先后开辟了大荒沟根据地，烟筒砬子根据地，八道沟根据地，王隅沟根据地，三道弯根据地，小汪清根据地，腰营沟根据地、渔浪村根据地等大小游击根据地十多个。这些根据地小者方圆六七十里，大者方圆三四百里，人口多时近两万名。

到1935年各根据地被日伪军遭受破坏的困难时期，延边根据地的人口还保存“4000至5000多人……，95%以上是高丽人（指朝鲜族）”，在根据地党员中 “高丽人党员95%以上⑿”。

各根据地的抗日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赤卫队、农民会、妇女会、反帝同盟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革命团体，努力发展生产，协助游击队站岗放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内建立人民政权，把根据建设成工农民众当家做主的家园。

 如1932年末开始，东满特委先后在延吉县的王禹沟，汪清县的五区、二区及小汪清，延吉县的八道沟等根据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人民代表，建立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在政治上废除了反动当局的法律和民族歧视政策，经济上没收地主和日本走狗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还建立和创办学校、幼儿园、演出队、办刊物等，发展民众自己的文化。

1933年，在北满省委的领导下许亨植（李熙山）等几位朝鲜族共产党员到珠河县朝鲜族集聚区黑龙宫地区，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农业劳动，生活在农民群众中，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农会、反帝同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人民政权，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以黑龙关地区游击根据地为基础到了1934年末，抗日游击根据地遍及珠河县的4区、5区，延寿2区、3区一部分，宾县2区、3区、7区、8区，五常4区、4区一部分⒀。

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法西斯不断地纠集兵力“讨伐”和“围剿”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所谓“无人区”，妄图消灭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团结一心，同抗日部队一道在反“讨伐”战争中，英勇战斗，一次次击退了日伪“讨伐”队的疯狂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1933年2月，在渔浪村根据地，和龙县县委书记崔相东（朝鲜族）带领金世等13名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同日伪300多名“讨伐”军激战6个多小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成功地将数百名根据地民众转移到安全地区。 

在东北“十大抗日联军”中，每个军中都有出色的朝鲜族将领和指战员，许多人在战斗中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其英灵名震中华。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朴翰宗，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副师长韩 浩，抗日联军第二方面军第七团团长吴仲洽，，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许亨植（李熙山）、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独立二师政治部主任朴吉松，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抗日联军第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李光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李学福，抗日联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金根，抗日联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 林，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抗联“女将军”许成淑和巾帼英雄李秋岳、安顺福、李凤善、崔姬淑等，还有金圣道、李启东、李用国、金勋、金日焕、崔向东、李松一等数十名军政干部和数千抗日指战员和抗日民众，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战斗中英勇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据统计，只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政局档案中有名查到的抗日烈士，共有3126名，其中朝鲜族抗日烈士有3025名，占97%⒁。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⒂”，在延边大地上竖立着610多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英烈们永垂不朽！

（崔 圣 春2010年12月）注解

①《中共满洲省委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12 月1 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少数民族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1930年5月24日

③《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关于巡视东满吉敦沿线各县的工作报告》1930年20日

④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4月24日

⑤⑥《团满洲省委十二月分的组织报告》1931 年1月3日

⑦《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4月24日

⑧《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2 日

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上册 第546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版

⑩《团满洲省委关于朝阳队内哗变的经过及赤色游击队问题之报告》1933年12月3日⑾ 日本喜村龙太郎《间岛共匪势力的展望》 载于《满洲评论》1935年2月 《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885页

⑿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报告之八》1935年12月20日

⒀《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1934年12月24日

⒁延边州民政局提供的“吉林省烈士英名录”

⒂贺敬之 于1986年8月，瞻仰延边各地烈士纪念碑有感而赋诗“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红心振双翼，延边正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