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人民 与东北解放战争 崔圣春   ［内容摘要］朝鲜族人民，在东北建立人民武装、剿匪、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 键 词］人民武装，剿匪、土改，解放战争       朝鲜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与兄弟民族一道，英勇战斗，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东北及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东北人民武装的生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以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必争的战略重地。 在十四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中，经受浴血斗争考验的朝鲜族各路抗日武装部队，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集结在东北大地上，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大败国民党军队解放东北的斗争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东北委员会做出决定，派抗联分遣队和苏联红军一道进驻东北各地，发动民众，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民众政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 在东满地区，姜信泰率领朴洛权、姜胃龙、金明珠、吕英俊等组成的抗日联军延边分遣队，于1945年9月18日抵达延吉。 具有抗日武装斗争传统的延边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早已在各地自发组织自卫队等人民武装。 抗联先遣队也初来乍到就抓人民武装建设，到延边就建立了延边警备司令部，组织人民武装部队，并将延边各县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卫队、保安队、别动队等改造收编后，把部队组编成延边警备一团、二团、三团，到了年末兵员发展到7000名，一团团长朴洛权，二团团长崔明锡，三团团长朴根植，官兵绝大部分是朝鲜族。 在北满地区，中共中央早在1942年为了与东北抗联恢复联系，从延安派朝鲜族干部金泽明（后改名李相朝）等到东北开展工作。金泽明到北满地区巴彦县西集镇的朝鲜族部落落脚，建立了秘密组织“朝鲜独立同盟”，并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这些组织发展到哈尔滨、阿城、五常、绥化、珠河等地。日本投降后，在这些地区，以独立同盟组织为基础，组建了武装部队，后来把这支朝鲜族部队改编为“哈尔滨保安总队”。 在南满地区，留在南满开展地下工作的抗日联军朝鲜族指战员金刚、玄国镇等人，日本投降后在通化、柳河、清源等地组建了三支朝鲜族人民武装部队。 东、南、北满建立起来的这些朝鲜族民众武装，都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开展惩处汉奸和日军残兵的斗争，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6号令。在关内的朝鲜义勇军响应朱司令的令，随被派遣东北的八路军部队离开延安向东北挺进。11月10日，朝鲜义勇军1000余人，在沈阳召开大会，决定把朝鲜义勇军队伍改编为几支支队，派往东满、南满、北满各地，任务是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全国解放战争开辟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组织民众支援前线。 第一支队，支队长为崔仁（又名王子仁，），政委方虎山，1946年2月中旬向南满进发。到南满以后，收编金刚等领导的通化中队、柳河中队、清源中队等朝鲜族地方部队，并把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成《李红光支队》，司令为金刚，政委方虎山，副司令为崔仁，兵员扩编成5000余名，官兵绝大部分是朝鲜族。 第三支队，延安来的朱德海（吴基燮）等19名朝鲜义勇军干部抵达哈尔滨后，同金泽明率领的哈尔滨保安总队汇合，扩编了第三支队，金泽明任支队长，朱德海任政委，兵员扩大为3000余人，官兵绝大都是朝鲜族。 第五支队，支队长为李益星，政委朴一禹，全友为参谋长。第5支队先遣队文正一、全友等30名朝鲜族干部1945年12月8日抵达延吉，建立第5支队办事处。李益星率领的五支队主力400余名于1946年初抵达延吉。是年3月，第五支队收编原延边三个警备团，扩编为民主联军延边警备第一旅，下辖6各团，兵员近10000人, 大部分是朝鲜族官兵。    第七支队，支队长崔明，政委朴勋一。第五支队进发延边，路过吉林市时，留下部分干部，在桦甸等地区朝鲜族集聚区组建部队，并于1946年1月正式命名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    这些朝鲜族武装部队，后来均被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156师，164师，166师，有的朝鲜族官兵还编入到其它部队，先后参加长春，四平解放战争，156师参加辽沈、平津战役，一直打到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在党的领导下在东满、南满、北满地区，以朝鲜族指战员为主力组建的人民武装，成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的生力军。这些部队，在中共东北局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在剿灭土匪武装的战斗，参加土地改革，发动民众参军参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保卫新建的人民政权方面以及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部队里朝鲜族官兵多达近六万人。在这些朝鲜族官兵中250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49年和1950年先后被派往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参加了朝鲜解放战争[1]。   二、剿匪和土改运动的排头兵   东、南、北满各地朝鲜族人民居住区都开辟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朝鲜族民众同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四指示”[2]和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3]，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奸、清算运动，坚决支持朝鲜义勇军等人民武装部队肃清土匪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十四年，在各地设立繁多伪宪、警、特等专政机构，培殖了一大批汉奸走狗。光复初期这些日伪残余势力妄图复辟旧制度，暗地里开展复辟活动，成为解放区根据地建设的一大隐患。 各地朝鲜族群众和兄弟民族一道揭发、控诉汉奸、走狗、日伪警特等，掀起了清算汉奸走狗的斗争高潮。 1946年10月30 日，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召开一万多民众参加的“海兰江大血案”清算大会，有30多名受害者亲属愤怒揭发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残酷杀害抗日军民的滔天罪行。大会连开五天，经过揭发控诉，判决屠杀抗日军民，血债累累的崔南顺、朴熙善等7 名日伪汉奸走狗死刑。 在东满地区进行的两个多月的清算斗争中，公判枪决的还有日本特务福冈新原、崔凤文、韩秉奎，杀害抗日民众的日伪走狗朴东和、金日京等共29名，剥夺公民权者34名，判有期徒刑的18名，并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民众。 光复后，东北各地边缘山区土匪峰起，盘踞一地称王称霸，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袭击民主政权，杀害干部，洗劫村庄，乘机反攻倒算，严重地威胁着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剿匪斗争，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成为了东北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东满、南满、北满各地的朝鲜义勇军等武装部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 在东满，汪清地区大兴沟的王庆友、姚玉玲匪徒，春阳、天桥岭的马喜山匪徒，罗子沟的安振有匪徒等共有近3000多名土匪；延吉县三道弯的钱辅兴匪徒；和龙松下坪的霍迎春匪徒；安图县的单秉俊、单秉仁、单秉义三兄匪徒；敦化县的纪大作、刘化一匪徒等，在东满土匪人数号称有10000多。朝鲜义勇军（延边警备旅）6000多指战员，1945年11月开始先后两次攻打三道弯土匪，首战告捷后，继续采取搜剿、穷追、合击、驻剿等战术一个一个击破，到1946年12将东满境内土匪全部歼灭，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南满，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先后在海城、岫岩、大孤山、临江等地歼灭多股土匪集团，并在其他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于1946年2月3日，成功地平息了国民党特务孙晓耕与日本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参谋长藤田宝彦勾结成立的“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六千多人的反革命暴乱，歼敌500余，俘孙晓耕和藤田宝彦以下数千名，圆满结束了南满地区的剿匪斗争。 在北满，多股土匪群凭借崇山密林、沼泽沟壑等有利地形出没无常，屡剿不尽。朝鲜义勇军指战员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踏着没膝的积雪，冒着凛冽的严寒，跋涉原始林海，翻越高山峻岭，穷追猛打，彻底铲除土匪。在北满的剿匪作战中，朝鲜族官兵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6年3月18日，在穆棱县马桥河战斗中就牺牲了93名朝鲜族指战员。同年9月12日，在哈尔滨舍利屯剿匪战中又有21名朝鲜族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剿匪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  “东北解放区境内少数民族应同汉人同等分地，并享有所有权”[4]党的这一英明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朝鲜族民众，他们以空前的革命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长期遭受封建地主的剥削，没能享受土地所有权的朝鲜族贫苦农民，终于彻底砸烂了封建桎梏，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 东满（延边）地区为例，区内5个县的9.4万多户农民公分得土地90多万亩。同时还分得了房屋、牲畜、农具、粮食、衣服等。 在群众性的除奸清算运动和人民武装部队的剿匪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中，各级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在斗争中大批朝鲜族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各地朝鲜族民众都踊跃参加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在建立民主政权，开辟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成为党的可靠的依靠力量。 东满地区为例，在斗争中培养的4000余名基层干部中朝鲜族干部占79%，达3160名，发展党员名5200余名，其中朝鲜族党员达3800余名，占全区党员的73%。   三、东北解放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      在东北，从1945年秋至1948年秋，战争的车轮在一刻不停地滚动。在东北集结的60000余名朝鲜族指战员和兄弟民族指战员一道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用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歌。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一军侵占吉林市后，调动其八十八师向东进攻，企图攻占我东满（延边）根据地。6月6日，国民党军攻占新站、拉法等地后向蛟河逼近。延边警备旅第4团的朝鲜族官兵，同民主联军其他部队一道参加反击战，英勇战斗，歼敌1800余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狠狠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这次反击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东满根据地，也保障了延吉至哈尔滨的铁路交通的畅通，为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计划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1月，是在冬季中最寒冷的季节，白雪铺盖着东北大地，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此时，国民党军队策划所谓“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控制“东北全局”。东北民主联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这一战略企图，在北满地区拉开了“一下江南的”战役。1月6日，有朝鲜族指战员组成的延边警备旅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北满的其塔木和沐石河之间的张麻子沟，伏击敌人增援部队。为了伏击战的成功进行，朝鲜族指战员们冒着刺骨的寒冷，在冰天雪地里整整爬了20多个小时。1 月7日，国民党所谓的“王牌军”新一军一一三师增援部队，全部落入了伏击圈。我伏击部队仅用两个小时歼灭敌增援部队，保证了其后“三下江南”战役的胜利进行。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打得正酣之际，一支在南满作战的李红光支队的朝鲜族指战员们，配合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积极捕捉战机，先后收复金川、柳河、辉南等地，扩建了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在解放辉南县城的战斗中，朝朝鲜族战士赵星斗，舍身堵住了敌人堡垒机关枪口，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东满独立师的朝鲜族指战员们，与吉东警备旅配合，一方面钳制吉林、长春守敌对南满的进犯，主动出击吉海、拉吉线以南地区，另一方面先后攻打了双河镇、双阳、桦树林子、富家屯、吕大房子等十几处敌据点，大小战斗30余次，毙伤敌600余人，俘虏510人，有力地支援“四保临江”战役，在战斗中涌现出了朴相杰、李炳仁等朝鲜族特级战斗英雄。 1947年5 月，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及时为主力部队补充兵力，朝鲜族地方武装和二线兵团的朝鲜族部队，都先后编入各野战部队。原东满独立师与北满一师、三师合并，组成第十纵队，其手下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师大部分是朝鲜族官兵。朝鲜族官兵组成的南满李红光支队改编为独立四师。原东满第三、第六、第七十一团等朝鲜族部队组编为独立六师，第七十二、七十四团组编为独立第十一师。从而，东北民主联军各主力部队中，都有朝鲜族指战员。他们能打善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7年9月，在吉林地区江蜜峰“四0二”高地争夺战中，由清一色朝鲜族指战员组成的东满警备二旅五团七连，在敌人密集炮火下，英勇顽强，率先冲入敌人阵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平均每人刺死五六个敌人，胜利地攻占“四0二”高地。 这个连队在杨家桥战斗中，敢打敢拼，攻占杨家桥，俘敌700余名，缴获4门炮和大批冲锋枪，立了大功。 1947年12月31日，在攻打长春站的战斗中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军156师466团2营“金成范模范连”（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该连队在哈尔巴岭防御战中以原连长金成范烈士的名字命名）接受一项十分艰苦的任务，限定十分钟内拔掉称之为敌“咽喉”的铁路桥边一座碉堡。全连战士组成三人一组的数个爆破组，在继任连长朱光文带领下，采取梯队战术，冲破敌密集的火力网，仅用八分钟，便拔掉了敌碉堡，为解放长春打开了主攻通道，该连为此又命名为“勇敢、顽强的金成范模范连” 1948年3月，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朝鲜族战士金东元所在的尖刀班，在金东元的带领下，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机智勇敢地率先攻占四平城头，为解放四平开辟进攻通道，立下了头功，该班被命名为“金东元英雄班”。  1948年9 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的朝鲜族指战员们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黑山、大虎山阻击战，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成功地钳制了救援锦州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并捏断了这个机械化兵团南逃的后路。 由原松江省五常县朝鲜族青年组成的第二十八师八十三团三营八连指战员，扼守黑山以北两公里的大白屯。被打得走投无路的敌人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和几十门大炮，轮番攻击，成千吨钢铁倾泻于大白屯这个弹丸之地，却没能征服八连朝鲜族战士，阵地依然掌握在我军手里。敌人在八连阵地前留下了数百具尸体，这个连被命名为“钢八连”。  坚守在黑山高家屯“一0一”高地的八十四团二营，也是一支朝鲜族青年组成的部队。“一0 一”高地是黑山阻击战的主战场，20余架敌战机轮番轰炸该阵地，数千敌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轮番扑向山头。“一0一”高地经过了20多次的反复争夺，山头被炸弹削下去两米多，实际变成了“九九”高地。二营打得十分顽强，连长牺牲排长代理，排长牺牲班长代理，文书员、卫生员、司号员、炊事员都上阵地战斗，弹绝了拼平刺刀，浴血奋战，用生命守住阵地。有一战士腿被炸断了，站不起来，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英雄的朝鲜族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守住了“一0一”高地。国民党将领廖耀湘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们攻击前进时一律持枪上刺刀，前赴后继，非常英勇。”  1948年10月18日，解放沈阳的战斗拉开了序幕。由李红光支队为基础组成的独立四师朝鲜族官兵们，作为先头部队参加了沈阳解放战斗。四师的战士们黄昏时分进入前沿阵地，入夜后接近敌碉堡群，机智勇敢地实施抵近爆破，把敌碉堡一个一个地除掉，无数战士英勇牺牲，用生命打开了解放沈阳的血路。11月3日，沈阳得到了解放，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地结束了。  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荣获奖励的朝鲜族英雄集体和个人就达千余人，各级战斗英雄290名，数千名朝鲜族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中国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延边藉的烈士共有4313名，其中朝鲜族烈士有3713名，占79.1% [5]。 朝鲜族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和民族牺牲精神铭刻在史册上。   （2007年10月初稿2011年6月修正）     区的军政干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关于的指示精神（），深入农村人民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开辟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后方根据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949年7月，164师和166师的朝鲜族官兵计10821名：1950年3月从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十五兵团，第四十七军等部队的14000名朝鲜族官兵，共24821名被派往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他们在我国解放战争中流血战斗过，不少官兵还牺牲在朝鲜战争上，停战后这些朝鲜族指战员大部都复员回到祖国。 [2]《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5年5月4日，文件指出“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者有其田’” [3]《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46年7月7日，文件指出“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 [4]《东北解放区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1947年12月1日   [5]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政局1992年制《吉林省烈士英名录----延边栏目》 （2007年12月稿）  

       關于“玉泉洞越獄事件”發生時間與地點的考證                                                                           崔 圣 春[概  要] 在东北抗战时期在延边地区发生的第一起越狱事件，其确切发生时间应为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发生地点应为珲春县黑顶子日本警察分署玉泉洞分驻所留置场。[关键词] 越狱事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珲春县敬信乡玉泉洞日本警察分驻所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在中共党员朴枝荣 的带领下，十多名被关押在日本警察所留置场的反日分子越狱成功。这起越狱事件，是抗日时期在延边地区发生的第一起越狱事件，当年不仅使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惊慌失措，也惊动了日本外务省。光复以后，玉泉洞越狱事件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记述在各种文史资料和抗日史书上，还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不过，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在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上留下了需进一步考证的课题。                                                                               [1] 朴枝荣（1902-1945？）出生在俄罗斯海参葳。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珲春敬信回龙峰学校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中共珲春县委组织史资料》《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记载，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期间，朴枝荣任中共珲春县委军事部部长。 一、 玉泉洞越狱事件发生的时间 至今，对玉泉洞越狱事件进行较详细地记述的史文是属《珲春文物志》。这本书以“玉泉洞越狱遗址”为题，指出越狱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初（阴历）,没有注明越狱事件发生的确切日期。近年来所查找的历史资料，提供了玉泉洞越狱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当年，在朝鲜半岛出版的《朝鲜日报》等报刊和日本当年的文件都适时记载了这一越狱事件。《朝鲜日报》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发的新闻称：“间岛支局特电：三日，被关押在珲春县黑顶子领事馆警察分署的14名共产党被疑者举行暴动，夺取枪支，打伤3名警士（重伤），越狱成功。在11名越狱逃亡分子中，1名被警官打死。  ”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十九）中也有如下记载：“外务省警部官员泽田宽幸，于昭和七（1932）年五月三日所发来的训诫称，昭和七年三月三日，在由四名警官看守的黑顶子警察分署留置场，发生了越狱事件”。 二、 玉泉洞越狱事件发生的地点 新近掌握的历史资料《朝鲜日报》和日本《外务省文书》里，把那起越狱事件称之为黑顶子警察分署越狱事件，而延边历来在民间流转的和出版的史书上却把这一越狱事件均称之为玉泉洞越狱事件 。                                                                               [2] 《朝鲜日报》昭和七年三月九日，第二版。[3] 日本外务省《特殊调查文书》(十九)，第383页。  越狱事件发生地究竟是黑顶子还是玉泉洞？新资料问世后有人还怀疑玉泉洞是否存在过日本警察机构。玉泉洞有无日本警察所，黑顶子和玉泉洞有何内在关系，这些问题需要考证。  黑顶子位于敬信西北角中俄边境南临朝鲜的战略要地上。据史料记载，早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地方当局就在珲春县敬信乡黑顶子村里建立了高等警察署，负责管理中、苏、朝三国边境地区相关事务和回龙峰、玻璃洞、鲁田，玉泉洞等朝鲜族聚居地区的治安 。中国地方当局通过黑顶子高等警察署，采取各种措施，行使这些职权。一九二○年，“庚申年大讨伐”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牵制中国地方当局，为了镇压朝鲜族反日民众强化对朝鲜族聚居区的统治权，从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四天期间，在延边各地先后强行增设了十个警察分署。黑顶子日本警察分署是在此时（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建立的，是直属于珲春日本领事分管的警察机构 。那么玉泉洞究竟设过没有日本警察机构？至今，没能找到能够佐证的一手文字资料。                                                                                 [4] 《珲春文物志》1984，9. 汉文版 第119-120页；崔圣春编著《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民族出版社，朝文版，第174页；《跨越不可逾越的各国国界城墙》，美籍韩人，朴枝荣之子朴楠杓回忆录，1994年，韩国未来出版社。   [5] 朝鲜总督府《间岛问题的经过和移住鲜人》，1931年，第194页。   [6] 《外务省警察史》SP275-3, 第2365—2366页。 不过，笔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多次探访敬信地区的老居民，证实了玉泉洞村子里设有日本警察署分支机构的事实。一九七五年冬，笔者访问过敬信乡回龙峰的老居民李奎玉 。他介绍说：回龙峰村里的朴主事（朴昌一，玉泉洞越狱组织者朴枝荣的父亲）的儿子朴枝荣被关押在玉泉洞日本警察分驻所，用饭碗打死姓许的警察 ，越狱跑到苏联去。李奎玉还说：这些事是他年轻时据他父亲听说的。一九七七年春节，回龙峰大队鲁田村的金泰庆 老人在谈话中指出：他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在玉泉洞日本普通学校念过书，当时在玉泉洞里设有日本警察署分驻所。二○○六年至二○○七年期间，笔者在珲春市和延吉市先后探访了曾在玉泉洞日本普通学校念过书的朴英奎 、俞凤卨  、黄善玉 等三位老者。朴英奎的父母为了逃避日本“义务兵役”，于一九四二年把他送到玉泉洞普通学校念书（在校学生免征“义务兵役”）。据朴英奎老人讲，玉泉洞日本学校的学生，时常在玉泉洞日本警察的安排下，走十多里路程，到黑顶子日本兵营里参加 “奉事”劳动。他说，黒顶子里有日本警察本部。                                                                                    [7] 李奎玉（1917—1990），上世纪五十年代敬信回龙峰村村长，抗日将领安吉(安尚吉)的妹弟。  [8] 《外务省警察史》SP275-3, 第2365—2366页记载姓许的警察受重伤四天后在朝鲜庆兴一家医院死亡。     [9] 金泰庆（1924—1984），回龙峰鲁田村村民，玉泉洞日本普通学校1939年毕业生。    [10] 朴英奎（1925—  ），珲春敬信乡玻璃洞居民，玉泉洞日本普通学校1945年毕业生，现住珲春市靖和社区。    [11] 俞凤卨 （1924—  ），珲春敬信乡鲁田村居民，玉泉洞日本普通学校（金泰庆的校友）1939年毕业生，现居住延吉市朝阳街丰茂社区12组.    [12] 黄善玉（女1926—  ），珲春敬信乡玉泉洞存的老居民，俞凤卨的妻子，玉泉洞日本普通学校念过书，现居住在延吉市朝阳区丰茂社区12组。俞凤卨老人说，他在玉泉洞念了五年书，是一九三九年毕业的，学校位于路边，警察分驻所坐落在北边山岗上。黄善玉老人说，她是玉泉洞土生土长的，警察分驻所坐落在村子北边山岗上，警察经常路过她家旁边小道上班。可见，玉泉洞村子里是设有日本警察机构的。 三、 结论 根据史料依据，玉泉洞越狱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应为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黑顶子日本警察分署设立在我国边境战略要地珲春敬信乡黑钉子，在上世纪2~30年代在敬信地区最大的警察机构。据敬信地区老居民证实，玉泉洞确实存在过警察分驻所。民间流传朴枝荣等关押在玉泉洞警察分驻所不是空穴而来，是有根据的。因此 我们可以把玉泉洞警察分驻所理解为黑顶子警察分署的派出机构。历史资料上把这一事件表述为“黑顶子警察分署越狱事件”，省略玉泉洞分驻所的名称，也是通理的。 2009年8月11日崔  圣  春

     朝 鲜 族 与 东 北 抗 日 斗 争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作为迁移民族的东北朝鲜族人民得不到土地所有权⑴，只能依靠租种本地地主的土地为生，被称之为“小作农（佃农）”，过着 “农奴”般的生活。 1909年，满清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间岛协约”以后，朝鲜族人民直接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其生活处境更为悲惨。“他们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民族的差别待遇，还要受日本帝国主义间接或直接的重重压迫和剥削”，本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权也被剥夺，受到双重三重压迫和剥削，其痛苦较之其他民族的贫苦农民，更加“残酷”，“这些证明在满韩国农民除了革命以外，再无一条光明的道路” ⑵。 朝鲜族人民所处的特殊历史换件和地位决定，朝鲜族民众具有更强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要求。 朝鲜族人民在东北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创立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做出了其独有的历史性贡献。  一、朝鲜族与东北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中共满洲省临始委员会成立，省临委对东北的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在东北居住着上百万朝鲜族贫苦农民，他们是反帝反封的重要的依靠力量，强调在朝鲜族集聚区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派干部到民族地区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 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延边）”地区和“北满”及“南满”地区，是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区，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轿早传播到朝鲜族的社会。不少朝鲜族先进分子在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各级组织中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1928年12 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要求前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党组织参加中国革命。在东北各地活动的前朝共党员响应共产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共党纲，积极参加我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经过考验，许多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至1930年期间，黄埔军校生和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崔石泉、申春、李成林、陈公木等人和朴允瑞、金策、李克华（江宇）、李振民、李秋岳、黄玉清、池活（池喜谦）、李福林、李启东、潘庆由、许亨植（李熙山）、李敏焕、李红光、朴翰宗、李东光、韩浩等朝鲜族共产党员们，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深入到磐石、台安、海龙、柳河、清源、阿城、宁安、珠河、汤原、绥宁、饶河、宝清、虎林、方正、延吉（龙井）、汪清、和龙、珲春、安图、敦化等东北各地朝鲜族聚集区，发动和领导“红五月斗争”等反帝反封建民众运动，在斗争中考验吸收朝鲜族先进分子和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末，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崔石泉带领崔一山、徐凤山（李春阳）、黄哲云（黄继兴）等朝鲜族共产党员，到北满宝清、虎林、饶河等地区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党的组织得到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中共饶河县委，崔一山任书记，崔石泉、黄哲云、徐凤山任委员。 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将共产党员王耿（朝鲜族 原名文碧涛）派到延边，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不就成立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发动和领导数万贫苦农民参加的“红五月斗争”和“8.1吉敦暴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经过考验吸收工农先进分子和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中旬，延边地区的中共党员从10多名发展到233名，他们绝大多数是朝鲜族共产党员⑶。 1930年8月，朝鲜族共产党员池活（池喜谦）、金石峰等人在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以此为基础1932年9月成立了中共珠河县委，书记金凤祥，委员金钟台、池 活、金策、李秋岳，他们均为朝鲜族共产党员。 在绥宁地区，潘庆由等朝鲜族共产党员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支部成员均为朝鲜族，以此为基础1932年成立了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潘庆由任书记。 1930年初，李红光等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并在伊通县三道沟建立了党支部，该支部后发展成中共伊（通）双（阳）特别支部。 1929年至1930年末期间，许多朝鲜族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共党，并活跃在各级党组织，使东北的党组织迅速得到发展。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从1929年的262名，到1931年4月发展到1190名。其中东满（延边）地区党员636名，朝鲜族党员614名，占97%。南满地区党员200名，其中朝鲜族党员193名, 占96、5%。北满地区党员244名，也大部分是朝鲜族党员⑷。 共青团组织也迅速发展，在团员中“韩国（朝鲜族—编者）同志占全数百分之九十五，但在农村而言则占百分之九十八⑸”，“在东满、南满的团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韩国青年贫农……在东满仅有12人，南满二人，北满除哈（尔宾）市二十五人为中国团员外，各县团员几（乎）全（是）韩国青年…统计起来全满团员中中国人占不到十五分之一⑹”。 周保中在回忆中说：在满洲的各级党组织中活跃着很多朝鲜族优秀干部，成为抗日队伍的中坚力量。 东满（延边）地区为例，1931年初就出现了“县委以上（干部）18人，区委干部41人，其它（干部）71人”，他们都是“韩人干部”，其中还“有军事特殊者9人（军官学校出身或参加苏联战争的）”和“妇女干部4人”⑺，初期满洲各县县委书记很多是朝鲜族干部。  在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朝鲜族共产党员们不仅做好朝鲜族集聚区的建党工作，还深入汉族等其他民族集聚区，批判所谓“国民党才是正统”的错误观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 从此，满洲地区的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中共东满特委、中共南满特委，中共北满特委及县委、区委一直到基层支部，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 有党组织的领导，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朝鲜族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创立 在东北，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从朝鲜族共产党员和朝鲜族抗民众中发轫的。朝鲜族人民具有反日武装斗争的历史。早在1920年的6月和10月，朝鲜族反日武装部队在洪范图、金佐镇等反日将领的带领下，在长白山地区先后发动了“枫吾栋”战斗和“青山里大捷”，杀伤千余名日本侵略军，震惊了日本全岛。为此，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于1927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东北“朝鲜族百万农民，具有秘密（反日）组织，有三千的武装力量”他们是可靠的“同盟军”⑻。 在东满（延边）地区，曾参加过广州起义和北伐战争及俄罗斯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的朝鲜族共产党员申春（又名梁道益）、李镛、朴吉、杨林（又名金勋）、崔相东等人和金明均、李光、金根、梁成龙等朝鲜族共产党员们，早在1930年爆发的延边“红五月运动”和“81吉敦暴动”时期开始，就组建工农赤卫队等武装队伍。 “918事变”后，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这些朝鲜族共产党员以工农赤卫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汪清抗日游击队”“延吉抗日游击队”“和龙抗日游击队”“珲春抗日游击队”。各游击队的队长和队员绝大多数是朝鲜族。1934年，以这些4县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并于1936年把它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官兵发展到“2000余名，大多数是朝鲜族”⑼。 南满地区初期的抗日游击队也是朝鲜族共产党员们组建的。朝鲜族共产党员李红光，于1930年在伊通组织了朝鲜族“劳农（工农）赤卫队”。 1932年，他转到磐石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织了“中共磐石县委打狗队（特务队）”，专锄日奸，使日伪闻风伤胆。是年6月，李红光，朴翰宗，韩 浩等朝鲜族党员，以“打狗队”为基础，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11月这支队伍又改编成“红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以李红光带领的“红军南满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司令，朴翰宗任参谋长，李红光任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这支队伍就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北满地区早期的抗日游击队，也是朝鲜族共产党员们组建的。 1933年建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其7位核心创建人物中，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姜甘用、金昌满等五位是朝鲜族⑽。这支队伍扩编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成为赵尚志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的主力在中共饶河县委的领导下，1930年开始崔石泉带领金文亨等6名朝鲜族共产党员，用仅有的一支手枪夺取敌人的枪支，于1932年10月成立了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崔石泉，队员都是朝鲜族。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1932年，在绥宁县委的领导下，朝鲜族共产党员金百万（金亨国）带领一批朝鲜族队员，建立了密山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抗日联军的朝鲜族官兵同其他民族指战员一道，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令日寇闻风丧胆。历史资料记载，由朝鲜族官兵为基础组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独立师，于1934年4月至10月只有半年的时间里，主动出击53次，累计参战人数达1350名⑾，被称之为最能打仗的抗日部队。 1932年李红光指挥的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发动500余名朝鲜族民众，拆毁了10多里长的铁轨，使日军军需物资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 1941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主力部队战略转移到苏联境内后，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李熙山）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国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这支部队在许亨植、朴吉松等朝鲜族指挥员的率领下，在铁岭、庆城、东兴、巴彦、木兰等地，筹集和储存给养，秘密发展反日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地击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极大地鼓舞抗日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0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2方面军一支朝鲜族部队，从南满转战到延边和龙县的大马鹿沟地区，发动了“红旗河”战斗，杀死前田中队长等78名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枪支，抗联部队的声威大震，极大地鼓舞了延边地区各族抗日民众。   三、朝鲜族与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朝鲜族人民不仅在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从1932年开始，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各地抗日游击队，选择远离敌人控制区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山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作为迁移民族的朝鲜族贫苦农民，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居住在贫穷和偏僻的山区，他们又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具有反日的传统。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开始，在东满四县和南满的各县，北满的汤原、饶河、绥宁、方正、虎林 、珠河、密山等地，先后开辟了数十个大大小小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位于贫困山区，根据地抗日民众大部分是朝鲜族贫苦农民。 1932年至1933年间，东满（延边）地区 在延吉（龙井）、汪清、和龙、珲春等县，先后开辟了大荒沟根据地，烟筒砬子根据地，八道沟根据地，王隅沟根据地，三道弯根据地，小汪清根据地，腰营沟根据地、渔浪村根据地等大小游击根据地十多个。这些根据地小者方圆六七十里，大者方圆三四百里，人口多时近两万名。 到1935年各根据地被日伪军遭受破坏的困难时期，延边根据地的人口还保存“4000至5000多人……，95%以上是高丽人（指朝鲜族）”，在根据地党员中 “高丽人党员95%以上⑿”。 各根据地的抗日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赤卫队、农民会、妇女会、反帝同盟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革命团体，努力发展生产，协助游击队站岗放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内建立人民政权，把根据建设成工农民众当家做主的家园。  如1932年末开始，东满特委先后在延吉县的王禹沟，汪清县的五区、二区及小汪清，延吉县的八道沟等根据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人民代表，建立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在政治上废除了反动当局的法律和民族歧视政策，经济上没收地主和日本走狗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还建立和创办学校、幼儿园、演出队、办刊物等，发展民众自己的文化。 1933年，在北满省委的领导下许亨植（李熙山）等几位朝鲜族共产党员到珠河县朝鲜族集聚区黑龙宫地区，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农业劳动，生活在农民群众中，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农会、反帝同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人民政权，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以黑龙关地区游击根据地为基础到了1934年末，抗日游击根据地遍及珠河县的4区、5区，延寿2区、3区一部分，宾县2区、3区、7区、8区，五常4区、4区一部分⒀。 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法西斯不断地纠集兵力“讨伐”和“围剿”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所谓“无人区”，妄图消灭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团结一心，同抗日部队一道在反“讨伐”战争中，英勇战斗，一次次击退了日伪“讨伐”队的疯狂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1933年2月，在渔浪村根据地，和龙县县委书记崔相东（朝鲜族）带领金世等13名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同日伪300多名“讨伐”军激战6个多小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成功地将数百名根据地民众转移到安全地区。  在东北“十大抗日联军”中，每个军中都有出色的朝鲜族将领和指战员，许多人在战斗中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其英灵名震中华。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朴翰宗，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副师长韩 浩，抗日联军第二方面军第七团团长吴仲洽，，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许亨植（李熙山）、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独立二师政治部主任朴吉松，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抗日联军第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李光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李学福，抗日联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金根，抗日联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 林，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抗联“女将军”许成淑和巾帼英雄李秋岳、安顺福、李凤善、崔姬淑等，还有金圣道、李启东、李用国、金勋、金日焕、崔向东、李松一等数十名军政干部和数千抗日指战员和抗日民众，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战斗中英勇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据统计，只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政局档案中有名查到的抗日烈士，共有3126名，其中朝鲜族抗日烈士有3025名，占97%⒁。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⒂”，在延边大地上竖立着610多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英烈们永垂不朽！   （崔 圣 春2010年12月）注解 ①《中共满洲省委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1927年12 月1 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少数民族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1930年5月24日 ③《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关于巡视东满吉敦沿线各县的工作报告》1930年20日 ④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4月24日 ⑤⑥《团满洲省委十二月分的组织报告》1931 年1月3日 ⑦《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4月24日 ⑧《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2 日 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上册 第546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版 ⑩《团满洲省委关于朝阳队内哗变的经过及赤色游击队问题之报告》1933年12月3日⑾ 日本喜村龙太郎《间岛共匪势力的展望》 载于《满洲评论》1935年2月 《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885页 ⑿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报告之八》1935年12月20日 ⒀《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1934年12月24日 ⒁延边州民政局提供的“吉林省烈士英名录” ⒂贺敬之 于1986年8月，瞻仰延边各地烈士纪念碑有感而赋诗“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红心振双翼，延边正起飞”  

关于延边地区抗日运动一些历史事件的再认识                   崔 圣 春     延边地区是革命老区，具有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荣历史。 在研究和评述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时候，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应以史实为依据，做出客观而公正的叙述和评价。   本文对延边地区抗日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分析和重新认识，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   一、“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   1930年2月，被反动军阀当局破坏的延边地区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立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延边特别支部根据延边地区持续不断地发生反日群众运动的形势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红五月斗争”的指示，决定发动群众开展“红五月斗争” ，并且在这一群众革命斗争中考察前朝共党员，根据中央精神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成立了“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的“红五月斗争 ”的口号。 五月一日，从龙井村数百名手工业者上街游行示威为始发，龙井及其周边的许多村镇相继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斗地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这场斗争很快波及到和龙，汪清，敦化，珲春 ，延吉等各县乡镇广大地区。在斗争中，一些地方还开始组建工农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 到了五月中旬以后，农村群众斗争目标更加明确，袭击地主庄园，焚烧高利贷帐据，没收地主粮食分给农民，打击汉奸走狗，斗争越演越烈。 五月三十日，各地工农群众纪念“五卅运动”纪念日为契机，举行了暴动。袭击日本企业，围攻日本领事分馆，捣毁日本警察分署以及亲日的“朝鲜人民会”，驱逐和处决日本走狗，“红五月斗争”延续到了七月份。 中共延边特别支部，还以纪念国际反帝运动纪念日为契机，成立了“八一吉敦暴动指挥部”，在吉敦铁路沿线举行了武装暴动，袭击驻扎铁路沿线的军阀军队的营房和铁路保卫团，缴获枪支弹药，扩大武装队伍。并在铁路沿线各地发动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北而修筑吉会铁路的侵略阴谋。 在“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中，各地组建了若干个工农赤卫队，还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权。 这些斗争虽然遭到敌人的镇压和破坏，不少革命者和群众被敌人逮捕和杀害，但斗争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10月。在斗争中各地建立了农协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革命组织，并根据中央精神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具体指导下，考验、考察和吸收了一批前朝共党员和朝鲜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八月上旬止，延边地区中共党员发展到233名①，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所属五个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县委，十月十日把延和中心县委改建成中共东满特委。从而，延边的中共党组织从特委到县委一直到基层党支部，形成了较系统和完备的组织结构。从此，延边的抗日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出现了蓬勃发展局面。 如今，在国内和国际上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和论文中，在评价延边地区发生的这一场群众斗争时认为，“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 “李三‘左’倾路线的产物”，是在“李三‘左’倾路线下遭至失败”，否认或贬低这一群众革命斗争的应具的历史意义。这种认识和评价，是因为对朝鲜族聚居区域的历史特点和朝鲜族民众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不认知或忽略而所至的。 延边地区具有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基础。这里的朝鲜族民众和居住在东三省的所有朝鲜族民众一样，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迁居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绝大多数是破产的无地农民。这些无地农民长期生活在东北广阔的农村，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开垦 ———————————————————————①《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关于巡视东满吉敦路沿线各县的报告》1930年9月20日   荒地，把“荒瘠之地垦为良田”，却不能享受土地所有权①。中国的历代统治阶级对朝鲜族农民实行歧视政策和同化政策，朝鲜族农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过着悲惨的佃农生活。 延边又是地处毘领沙俄、朝鲜，并隔海面对日本的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朝鲜族人民同时遭受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特别是1909年签订《间岛协约》以后，延边朝鲜族人民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朝鲜族人民不仅要受到中国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剥削，还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守着特殊的压迫和剥削”，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 “较之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贫困农民更加深重”②。   因此，朝鲜族人民具有更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求。   朝鲜族人民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长期以来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列，持续不断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具有光荣的反日斗争传统。 1919年3月，在朝鲜半岛爆发的 “3·1“爱国独立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各地，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 “每周评论“等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延边地区的朝鲜族群众立即联合响应，于3月13日在龙井村举行两万多名③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延边的罪行，声援朝人民的爱国反日独立运动。 ①《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少数民族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1930 年5 月24 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韩国农民的决议案》 1931年5月26日问题 ③《孟恩远、郭宗熙呈总统、总理文》1919年3月15日   这一反日运动波及延边各地，延吉、汪清、合拢、珲春、敦化各县，掀起了反日群众运动的浪潮 1920年六月初，洪范图等反日将领们指挥大韩独立军等反日武装部队，发动了“枫梧洞战斗“，杀伤日军七十余名。 1920年10 月，这些反日部队又联合作战，发动了“青山里大捷“，杀伤日军1000余人。 这些反日武装斗争都受到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震撼了东北各地。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其文件中指出，“朝鲜族百万农民，具有秘密（反日）组织，有三千多人的武装力量“，他们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①。 1921年至1928年间，延边朝鲜族民众同其他民族一道，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天图铁路和吉会铁路的斗争。这一斗争波及到东三省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各地群众的支持和声援。 1928念2月，中国共产党在龙井村建立了中共龙井村支部，党组织在延边地区迅速地发展起来。从此，延边朝鲜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综上所述，1930年5月至8月期间爆发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所具备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的联系。 ———————————————————————①《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12月22日   延边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延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然产物，绝非是人为的“左”的产物，更不是什么“李立三 ‘左‘倾”路线的产物。 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帽子扣到“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众所周知，所谓“立三‘左‘倾路线”是指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简称“6·11决议”）而言的。这一路线统治了党中央短短三个月，于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纠正过来的。 参加“6.11”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的代表陈潭秋和林仲丹等因由7月末才回到东北，并与8月8日才召开省委会议，做出了贯彻“6·11决议”的方案。由于交通和通讯等诸多原因，这一方案，是年九月末才传达到延边地区①。 可见，1930年5月和8月先后在延边爆发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与“6·11决议”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受到“6·11决议”和省委“8.8”会议方案的影响。 况且，在中共满洲省委8月10 日通过的省委关于贯彻“6·11决议”的方案中，明确规定“在抚顺、北宁路等地计划发动暴动”，也没有在延边地区发动暴动的计划②。 ——————————————————————— ①《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9月25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具体计划报告》1930年8月10 日i 当然，在“红五月斗争“和 “八一吉敦暴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左”的冒险倾向。在这场群众运动中，虽然不少前朝共党员“经受斗争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斗争过程中有些人也提出了偏激的口号，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动，也招来了无谓的牺牲。  但是，这些并不是因为这一斗争的指导思想所致，是属于在群众革命斗争中难免出现的偏颇而已。  “红五月斗争”和 “八一吉敦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首次发动和领导的规模最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为其后的东北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通过这一斗争，在延边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党的影响空前扩大，为“九一八”事变后在在延边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其历史意义可谓是深远的。  “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在东北抗日斗争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能被低估，更不能用与其毫不相干的“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帽子来否定或贬低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二、中共东满特委所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   经历挫折时期的教训，同成功时期的经验一样，也可成为宝贵的历史财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东满特委在东满地区中共党组织内、抗日部队内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组织内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是在东北抗日斗争历史上负面影响极大的一起事件，需要认真剖析，吸取其沉痛的历史教训。 “民生团”组织是从朝鲜半岛来到东满的亲日政客们一手策划，经 “日本间岛总领事馆许可”，于1932年2 月1 5日在龙井宣告成立，并于同年7月4 日自行解散，是仅生存5个月的亲日的朝鲜族社会政治团体。 他们在报纸和宣传单上宣布的政治纲领上宣称，朝鲜民族要“自力、自律、自立”；“适应现实，要确保作为产业人的生存权”；“要团结一致，要开拓自由的天地”；“顺应世界大势，要建立独特的文化”①。 在其生存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每周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稿，宣扬“韩人自治“，以欺骗朝鲜族百姓。还以散发传单、召开宣讲会等形式为日本帝国主义讨好，把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污蔑为”匪贼集团“，称日军“讨伐”抗日民众是“维护”间岛地方治安，“维护良民“②。 1931年7~8月，“民生团“的召集人要求与中共东满特委的代表接触，欲”商讨民生团筹备“工作，中共东满特委代表了解到其亲日内幕后，当面拒绝并坚决反对成立”民生团“③。并且，中共东满特委为此特意在党内发表文稿，揭穿“民生团“亲日本质，指出“民生团“的“韩人自治”只不过是 “一切走狗团体的欺骗与敲诈”而已，强调只有中决”才是真 ——————————————————————— ①          《吉林省延、珲、和、汪民生团发起筹备委员会布告》（传单） 1932年2月；《间岛新报》日文版 昭和七年（1932）二月十六日 第二版、二月十七日 第三版。 ②          《间岛新报》昭和七年（1932）四月十二日 第三版 ③          日本《外务省亚西亚第二课昭和七年一月的调查报告》   正的民族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 “民族自自决①。 “民生团”刚宣布成立的1932年春季，中共东满特委在延边各地农村开展的春荒斗争，在斗争中向广大民众揭露“民生团”的亲日反动本质，采取有力措施无情地打击了萌芽状态的“民生团”组织，被“民生团”的所谓“韩人自治”口号受骗的朝鲜族老百姓纷纷退出“民生团”。 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在其巡视延边的报告中写道“当地党组织（对）民生团的斗争很注意，不断揭露他的面目”，“结果一些被欺骗的群众一哄而散”，“（它）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②” 当时的新闻媒体也有报道称 “各地的民生团员都要退出民生团，中国共产党延吉县委对所属的地方党发出要消灭民生团的指令”③，“局子街以东西山的……共产党人处决了住在南阳的李正俊等7名民生团员……由于局势的不安宁而脱离民生团者日益极增” ④。 可见，当时的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和各级党组织是旗帜鲜明地开展反民生团斗争，“民生团”在广大民众中被彻底孤立了的。 “民生团”不仅在延边朝鲜族民众中被彻底孤立，而且也得不到日本侵略者的支持。日本侵略者认为 “民生团”宣扬的“韩人自治”的口号，“到紧要关头在间岛引起独立万岁的骚动”的可能和“其风波波及于朝鲜内地”的危险，因而“阻止”其“为最适当“。⑤ ——————————————————————— ①     《中共东满特委报告东字26号 》1931年9 月30 日 ②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孙某关于东满政治形势及有关要求建议的巡视报告》 1932年12月 ③     《东亚日报》 1932年3月28日 第三版 ④     《间岛新报》 昭和七（1932）年三月十一日 ⑤     《间岛总领事冈田向外务省亚西亚局的报告—关于民生团文件》昭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者，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后，日本侵略者认为“民生 团“的”韩人自治“的口号不利于日本侵略者对满洲实行统一的殖民 统治，“民生团”失去了利用价值，不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于是日本侵略者不仅拒绝批准 “民生团”要成立 “武装组织“等的要求，而且迫使它自行解散。 1932年7月14 日，“民生团“在 “间岛新报”上公开发表了其解散声明，在这条声明中哀叹道 “民生团维持问题……迟迟无进展“， “由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再也不可能维持进展，无奈含泪”宣布解散。①  “民生团”只生存了五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而事后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却在党内、抗日部队和抗日根据地内，有组织地开展了“肃清” “民生团“的所谓 “反民生团斗争”。 1932年10月，中共延吉县委怀疑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后被释放回到抗日根据地的老头狗区委秘书“宋老头”，怀疑他有叛变嫌疑，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屈打成招, “宋老头”供认自己是 “民生团员”，还供出二十多名所谓的 “民生团分子”。 时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②，在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   ——————————————————————— ①《间岛新报》 昭和七（32）年七月十六日 第2版 ②童长荣（1907---1934）,1921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是年6月11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回省后贯彻“611决议”提出了“有三个人也要示威”，“无一个人的地方，只要派一个人，马上可以动员罢工、暴动”的极‘左’口号。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陈原道坚决反对和抵制“童”的错误做法，却被“童”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 “富农奸细”，被撤职，留党查看三个月。从而，河南省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严重受挫。后来中央为陈原道评反，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工委党团书记，1933年1月7 日被捕，4 月16 日在南京雨花台遇难。童长荣，于1931年初调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是年12月又调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4年在汪清牺牲。   1933年4月和5月的第10期、11期、13 期上，接连发表关于反 “反民生团”的多篇文章，指出党内“留养着许多富农、学生派争分子”，这些人就是“党内的民生团”，因此要在党内“不调和地做两条战线的斗争 ”和 “反民生团斗争”，“肃清党内走狗、富农和派争分子”。文章中他还作出结论说， 在吸收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问题上 “1930年满洲党犯了 ‘立三’路线错误，为派争首领们创造了混进党内的机会 ”，这些“混进党内的前朝共党”的“派争分子”就是“民生团分子”。全面否定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等群众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并吸收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的工作。   童长荣在文章中还强调，这些“派争分子”和“民生团分子”正在“钻入我党团组织内，钻进劳动妇女、儿童组织……无孔不入”，“因此，反对民生团走狗的斗争是目前党的各项任务中最中心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是东满的任务，而且是全满洲的任务”①。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在东满党内，抗日游击队和民众革命团体内，以肃反的形式全面开展了怀疑一切，“肃清”一切的“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9月召开的中共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做出更加恶性蔓延的决议，指出“派争主义和民生团不但占住了各县的领导，而且包围了特委的领导”，“要集中火力反对……对派争主义和民生团的调   ——————————————————————————— ①《两条战线》汉文版 第10期 1933年4月27日 “满洲的情形和我们的错误—长荣”；《两条战线》朝文版 第11期 1933年4月30 日 “肃清党内的派争首领是巩固党的首要任务—长荣”；《两条战线》朝文版 第13 期 1933年5 月上旬 “关于民生团的作用与党内开展反民生团的任务---长荣”。 和态度”，要“由上而下地改造各级党部” ①。显然，不仅全盘否定中共东满特委前段的工作，而且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和各级党部的领导。   一时间中共东满特委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和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民生团分子”被清洗，被监禁，被处决。  “反民生团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造成极大混乱时，日本帝国主义于1934 年9 月收罗一些叛徒、走狗成立了特务外围组织“协和会”，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 “反间计”，使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更加复杂化。而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没能看清这一复杂的局面，还发出错误的指令，指出“反民生团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要“建立经常地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 ②。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特派员还断定东满“党团县委以及党团区委三分之二以上是民生团”，“我们的党团数量的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分子”，这些民生团“将我们的领导机关弄得昏头脏脑”，“我们的党简直变成了反革命的党③”。从此，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内，革命军队内和群众革命团体内 “红色恐怖“弥漫，所谓 “革命法庭”实行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仅凭口供毫无证据地定罪、清洗和处决无数的革命同志。后经查实，当年被清洗，被处决的所谓的 “民生团分子”没有一个是“民生团员”，均为抗日斗争的骨干分子④。 ———————————————————————————— ①《中共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以》 1933 年9月14 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全体同志的信》 1933 年10月1日； ③《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1934 年12 月4 日 ④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办《关于东满特委开展“反民生团斗争”情况的报告》1984年8月   中共东满特委开展的 “反民生团斗争”历经三年多时间，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一是、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当时的文件所述，被处决的“有的是最好的同志……被杀者不知几百人”①，众多的党、政、军优秀干部被打成“派争分子”和“民生团分子”，其中个别人被迫乘隙逃跑外，大部分无辜地被处决。这些人当中有金圣道（特委宣传部长），李庸国（汪清县委书记），金权一（汪清县委继任书记），崔昌福（珲春县委书记），金日焕（和龙县委书记），李宋一（东满特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朴东跟（人民革命军一团政委），梁成龙（汪清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朴吉（延吉县游击大队政委），郑弻国（共青团珲春县委书记），金明均（汪清县委军事部长）……。被清洗和处决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四十多名，从特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 1933年初止，东满特委下辖五个县委，24个区委，100多个支部，党员有1403名。可是，到1936年初，党组织只剩下南北2 个工委，4个区委12个支部，党员不到60 名。 二是、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到破坏。日本帝国主义把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视为“讨伐”的重点目标，进行三番五次的疯狂的大“讨伐”，这是根据地被破坏的外部原因；“反民生团斗争”促使根据地内党组织遭到破坏，使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是根据地遭到破坏的内部原因。东满地区抗日根据地在内外交困的困难环境下，从10   ①《中共满洲省委你巡视员关于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 1933年10 月25 日   个根据地缩小到1 ~2个，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转移到南满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是、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经过大清洗之后，出现了缺少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危机，严重影响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四是、“反民生团斗争”的斗争对象都是所谓的“派争分子”和“民 生团分子”，均为朝鲜族党员干部，在客观上造成清洗朝鲜族干部的错觉，招致破坏民族团结和损坏中共党形象的后果。     事实证明，从1932年10开始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在东满地区党内、抗日部队内和抗日根据地群众中开展的所谓的“反民生团斗争”所造成的错误，不能简单地定论为 “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错误。   持续三年多的时间，有“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所谓的“反民生团斗争”，事实上就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人为地选定斗争对象，不加区分地把曾经参加过或参与过前朝共党派争活动的同志和 “朝鲜族知识分子党员和曾参加过民族独立运动的党员干部不加信任，甚至把他们作为 ‘民生团’嫌疑分子斗争和清除①”，在党内、抗日部队内和抗日根据地内制造无数的冤案和假案。    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和开展的 “反民生团斗争”是，一起子虚乌有人为制造的历史冤案。   ———————————————————————— 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183 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此文于200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朝鲜族史研究学术会”上发表，引起与会学者们的关注，并收录于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朝鲜族史研究 2008》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