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边地区抗日运动

一些历史事件的再认识

                崔 圣 春

  延边地区是革命老区，具有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光荣历史。

在研究和评述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时候，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应以史实为依据，做出客观而公正的叙述和评价。

  本文对延边地区抗日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分析和重新认识，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

一、“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

1930年2月，被反动军阀当局破坏的延边地区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立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延边特别支部根据延边地区持续不断地发生反日群众运动的形势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红五月斗争”的指示，决定发动群众开展“红五月斗争” ，并且在这一群众革命斗争中考察前朝共党员，根据中央精神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成立了“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的“红五月斗争 ”的口号。

五月一日，从龙井村数百名手工业者上街游行示威为始发，龙井及其周边的许多村镇相继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斗地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这场斗争很快波及到和龙，汪清，敦化，珲春 ，延吉等各县乡镇广大地区。在斗争中，一些地方还开始组建工农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

到了五月中旬以后，农村群众斗争目标更加明确，袭击地主庄园，焚烧高利贷帐据，没收地主粮食分给农民，打击汉奸走狗，斗争越演越烈。

五月三十日，各地工农群众纪念“五卅运动”纪念日为契机，举行了暴动。袭击日本企业，围攻日本领事分馆，捣毁日本警察分署以及亲日的“朝鲜人民会”，驱逐和处决日本走狗，“红五月斗争”延续到了七月份。

中共延边特别支部，还以纪念国际反帝运动纪念日为契机，成立了“八一吉敦暴动指挥部”，在吉敦铁路沿线举行了武装暴动，袭击驻扎铁路沿线的军阀军队的营房和铁路保卫团，缴获枪支弹药，扩大武装队伍。并在铁路沿线各地发动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北而修筑吉会铁路的侵略阴谋。

在“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中，各地组建了若干个工农赤卫队，还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权。

这些斗争虽然遭到敌人的镇压和破坏，不少革命者和群众被敌人逮捕和杀害，但斗争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10月。在斗争中各地建立了农协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革命组织，并根据中央精神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具体指导下，考验、考察和吸收了一批前朝共党员和朝鲜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八月上旬止，延边地区中共党员发展到233名①，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所属五个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县委，十月十日把延和中心县委改建成中共东满特委。从而，延边的中共党组织从特委到县委一直到基层党支部，形成了较系统和完备的组织结构。从此，延边的抗日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出现了蓬勃发展局面。

如今，在国内和国际上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和论文中，在评价延边地区发生的这一场群众斗争时认为，“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 “李三‘左’倾路线的产物”，是在“李三‘左’倾路线下遭至失败”，否认或贬低这一群众革命斗争的应具的历史意义。这种认识和评价，是因为对朝鲜族聚居区域的历史特点和朝鲜族民众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不认知或忽略而所至的。

延边地区具有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基础。这里的朝鲜族民众和居住在东三省的所有朝鲜族民众一样，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迁居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绝大多数是破产的无地农民。这些无地农民长期生活在东北广阔的农村，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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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关于巡视东满吉敦路沿线各县的报告》1930年9月20日

荒地，把“荒瘠之地垦为良田”，却不能享受土地所有权①。中国的历代统治阶级对朝鲜族农民实行歧视政策和同化政策，朝鲜族农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过着悲惨的佃农生活。

延边又是地处毘领沙俄、朝鲜，并隔海面对日本的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朝鲜族人民同时遭受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特别是1909年签订《间岛协约》以后，延边朝鲜族人民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朝鲜族人民不仅要受到中国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剥削，还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守着特殊的压迫和剥削”，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 “较之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贫困农民更加深重”②。

  因此，朝鲜族人民具有更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求。

  朝鲜族人民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长期以来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列，持续不断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具有光荣的反日斗争传统。

①《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少数民族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1930 年5 月24 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韩国农民的决议案》 1931年5月26日问题

③《孟恩远、郭宗熙呈总统、总理文》1919年3月15日

这一反日运动波及延边各地，延吉、汪清、合拢、珲春、敦化各县，掀起了反日群众运动的浪潮

1920年六月初，洪范图等反日将领们指挥大韩独立军等反日武装部队，发动了“枫梧洞战斗“，杀伤日军七十余名。

1920年10 月，这些反日部队又联合作战，发动了“青山里大捷“，杀伤日军1000余人。

这些反日武装斗争都受到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震撼了东北各地。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其文件中指出，“朝鲜族百万农民，具有秘密（反日）组织，有三千多人的武装力量“，他们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①。

1921年至1928年间，延边朝鲜族民众同其他民族一道，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天图铁路和吉会铁路的斗争。这一斗争波及到东三省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各地群众的支持和声援。

1928念2月，中国共产党在龙井村建立了中共龙井村支部，党组织在延边地区迅速地发展起来。从此，延边朝鲜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综上所述，1930年5月至8月期间爆发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所具备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的联系。

———————————————————————①《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12月22日

延边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延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然产物，绝非是人为的“左”的产物，更不是什么“李立三 ‘左‘倾”路线的产物。

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帽子扣到“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众所周知，所谓“立三‘左‘倾路线”是指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简称“6·11决议”）而言的。这一路线统治了党中央短短三个月，于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纠正过来的。

参加“6.11”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的代表陈潭秋和林仲丹等因由7月末才回到东北，并与8月8日才召开省委会议，做出了贯彻“6·11决议”的方案。由于交通和通讯等诸多原因，这一方案，是年九月末才传达到延边地区①。

可见，1930年5月和8月先后在延边爆发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与“6·11决议”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受到“6·11决议”和省委“8.8”会议方案的影响。

况且，在中共满洲省委8月10 日通过的省委关于贯彻“6·11决议”的方案中，明确规定“在抚顺、北宁路等地计划发动暴动”，也没有在延边地区发动暴动的计划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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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9月25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具体计划报告》1930年8月10 日i

当然，在“红五月斗争“和 “八一吉敦暴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左”的冒险倾向。在这场群众运动中，虽然不少前朝共党员“经受斗争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斗争过程中有些人也提出了偏激的口号，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动，也招来了无谓的牺牲。

 但是，这些并不是因为这一斗争的指导思想所致，是属于在群众革命斗争中难免出现的偏颇而已。

 “红五月斗争”和 “八一吉敦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首次发动和领导的规模最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为其后的东北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通过这一斗争，在延边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党的影响空前扩大，为“九一八”事变后在在延边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其历史意义可谓是深远的。

 “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在东北抗日斗争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能被低估，更不能用与其毫不相干的“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帽子来否定或贬低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二、中共东满特委所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

经历挫折时期的教训，同成功时期的经验一样，也可成为宝贵的历史财富。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东满特委在东满地区中共党组织内、抗日部队内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组织内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是在东北抗日斗争历史上负面影响极大的一起事件，需要认真剖析，吸取其沉痛的历史教训。

“民生团”组织是从朝鲜半岛来到东满的亲日政客们一手策划，经 “日本间岛总领事馆许可”，于1932年2 月1 5日在龙井宣告成立，并于同年7月4 日自行解散，是仅生存5个月的亲日的朝鲜族社会政治团体。 他们在报纸和宣传单上宣布的政治纲领上宣称，朝鲜民族要“自力、自律、自立”；“适应现实，要确保作为产业人的生存权”；“要团结一致，要开拓自由的天地”；“顺应世界大势，要建立独特的文化”①。

在其生存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每周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稿，宣扬“韩人自治“，以欺骗朝鲜族百姓。还以散发传单、召开宣讲会等形式为日本帝国主义讨好，把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污蔑为”匪贼集团“，称日军“讨伐”抗日民众是“维护”间岛地方治安，“维护良民“②。

1931年7~8月，“民生团“的召集人要求与中共东满特委的代表接触，欲”商讨民生团筹备“工作，中共东满特委代表了解到其亲日内幕后，当面拒绝并坚决反对成立”民生团“③。并且，中共东满特委为此特意在党内发表文稿，揭穿“民生团“亲日本质，指出“民生团“的“韩人自治”只不过是 “一切走狗团体的欺骗与敲诈”而已，强调只有中决”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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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林省延、珲、和、汪民生团发起筹备委员会布告》（传单） 1932年2月；《间岛新报》日文版 昭和七年（1932）二月十六日 第二版、二月十七日 第三版。

②          《间岛新报》昭和七年（1932）四月十二日 第三版

③          日本《外务省亚西亚第二课昭和七年一月的调查报告》

正的民族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 “民族自自决①。 “民生团”刚宣布成立的1932年春季，中共东满特委在延边各地农村开展的春荒斗争，在斗争中向广大民众揭露“民生团”的亲日反动本质，采取有力措施无情地打击了萌芽状态的“民生团”组织，被“民生团”的所谓“韩人自治”口号受骗的朝鲜族老百姓纷纷退出“民生团”。

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在其巡视延边的报告中写道“当地党组织（对）民生团的斗争很注意，不断揭露他的面目”，“结果一些被欺骗的群众一哄而散”，“（它）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②” 当时的新闻媒体也有报道称 “各地的民生团员都要退出民生团，中国共产党延吉县委对所属的地方党发出要消灭民生团的指令”③，“局子街以东西山的……共产党人处决了住在南阳的李正俊等7名民生团员……由于局势的不安宁而脱离民生团者日益极增” ④。

可见，当时的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和各级党组织是旗帜鲜明地开展反民生团斗争，“民生团”在广大民众中被彻底孤立了的。

“民生团”不仅在延边朝鲜族民众中被彻底孤立，而且也得不到日本侵略者的支持。日本侵略者认为 “民生团”宣扬的“韩人自治”的口号，“到紧要关头在间岛引起独立万岁的骚动”的可能和“其风波波及于朝鲜内地”的危险，因而“阻止”其“为最适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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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东满特委报告东字26号 》1931年9 月30 日

②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孙某关于东满政治形势及有关要求建议的巡视报告》 1932年12月

③     《东亚日报》 1932年3月28日 第三版

④     《间岛新报》 昭和七（1932）年三月十一日

⑤     《间岛总领事冈田向外务省亚西亚局的报告—关于民生团文件》昭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者，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后，日本侵略者认为“民生

团“的”韩人自治“的口号不利于日本侵略者对满洲实行统一的殖民

统治，“民生团”失去了利用价值，不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于是日本侵略者不仅拒绝批准 “民生团”要成立 “武装组织“等的要求，而且迫使它自行解散。

1932年7月14 日，“民生团“在 “间岛新报”上公开发表了其解散声明，在这条声明中哀叹道 “民生团维持问题……迟迟无进展“， “由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再也不可能维持进展，无奈含泪”宣布解散。①

 “民生团”只生存了五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而事后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却在党内、抗日部队和抗日根据地内，有组织地开展了“肃清” “民生团“的所谓 “反民生团斗争”。

1932年10月，中共延吉县委怀疑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后被释放回到抗日根据地的老头狗区委秘书“宋老头”，怀疑他有叛变嫌疑，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屈打成招, “宋老头”供认自己是 “民生团员”，还供出二十多名所谓的 “民生团分子”。

时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②，在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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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间岛新报》 昭和七（32）年七月十六日 第2版

②童长荣（1907---1934）,1921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是年6月11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回省后贯彻“611决议”提出了“有三个人也要示威”，“无一个人的地方，只要派一个人，马上可以动员罢工、暴动”的极‘左’口号。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陈原道坚决反对和抵制“童”的错误做法，却被“童”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 “富农奸细”，被撤职，留党查看三个月。从而，河南省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严重受挫。后来中央为陈原道评反，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工委党团书记，1933年1月7 日被捕，4 月16 日在南京雨花台遇难。童长荣，于1931年初调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是年12月又调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4年在汪清牺牲。

1933年4月和5月的第10期、11期、13 期上，接连发表关于反 “反民生团”的多篇文章，指出党内“留养着许多富农、学生派争分子”，这些人就是“党内的民生团”，因此要在党内“不调和地做两条战线的斗争 ”和 “反民生团斗争”，“肃清党内走狗、富农和派争分子”。文章中他还作出结论说， 在吸收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问题上 “1930年满洲党犯了 ‘立三’路线错误，为派争首领们创造了混进党内的机会 ”，这些“混进党内的前朝共党”的“派争分子”就是“民生团分子”。全面否定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等群众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并吸收前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的工作。

  童长荣在文章中还强调，这些“派争分子”和“民生团分子”正在“钻入我党团组织内，钻进劳动妇女、儿童组织……无孔不入”，“因此，反对民生团走狗的斗争是目前党的各项任务中最中心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是东满的任务，而且是全满洲的任务”①。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在东满党内，抗日游击队和民众革命团体内，以肃反的形式全面开展了怀疑一切，“肃清”一切的“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9月召开的中共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做出更加恶性蔓延的决议，指出“派争主义和民生团不但占住了各县的领导，而且包围了特委的领导”，“要集中火力反对……对派争主义和民生团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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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条战线》汉文版 第10期 1933年4月27日 “满洲的情形和我们的错误—长荣”；《两条战线》朝文版 第11期 1933年4月30 日 “肃清党内的派争首领是巩固党的首要任务—长荣”；《两条战线》朝文版 第13 期 1933年5 月上旬 “关于民生团的作用与党内开展反民生团的任务---长荣”。

和态度”，要“由上而下地改造各级党部” ①。显然，不仅全盘否定中共东满特委前段的工作，而且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和各级党部的领导。

  一时间中共东满特委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和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民生团分子”被清洗，被监禁，被处决。

 “反民生团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造成极大混乱时，日本帝国主义于1934 年9 月收罗一些叛徒、走狗成立了特务外围组织“协和会”，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 “反间计”，使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更加复杂化。而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没能看清这一复杂的局面，还发出错误的指令，指出“反民生团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要“建立经常地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 ②。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特派员还断定东满“党团县委以及党团区委三分之二以上是民生团”，“我们的党团数量的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分子”，这些民生团“将我们的领导机关弄得昏头脏脑”，“我们的党简直变成了反革命的党③”。从此，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内，革命军队内和群众革命团体内 “红色恐怖“弥漫，所谓 “革命法庭”实行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仅凭口供毫无证据地定罪、清洗和处决无数的革命同志。后经查实，当年被清洗，被处决的所谓的 “民生团分子”没有一个是“民生团员”，均为抗日斗争的骨干分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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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以》 1933 年9月14 日

②《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全体同志的信》 1933 年10月1日；

③《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1934 年12 月4 日

④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办《关于东满特委开展“反民生团斗争”情况的报告》1984年8月

中共东满特委开展的 “反民生团斗争”历经三年多时间，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一是、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当时的文件所述，被处决的“有的是最好的同志……被杀者不知几百人”①，众多的党、政、军优秀干部被打成“派争分子”和“民生团分子”，其中个别人被迫乘隙逃跑外，大部分无辜地被处决。这些人当中有金圣道（特委宣传部长），李庸国（汪清县委书记），金权一（汪清县委继任书记），崔昌福（珲春县委书记），金日焕（和龙县委书记），李宋一（东满特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朴东跟（人民革命军一团政委），梁成龙（汪清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朴吉（延吉县游击大队政委），郑弻国（共青团珲春县委书记），金明均（汪清县委军事部长）……。被清洗和处决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四十多名，从特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

1933年初止，东满特委下辖五个县委，24个区委，100多个支部，党员有1403名。可是，到1936年初，党组织只剩下南北2 个工委，4个区委12个支部，党员不到60 名。

①《中共满洲省委你巡视员关于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 1933年10 月25 日

个根据地缩小到1 ~2个，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转移到南满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是、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经过大清洗之后，出现了缺少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危机，严重影响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四是、“反民生团斗争”的斗争对象都是所谓的“派争分子”和“民

生团分子”，均为朝鲜族党员干部，在客观上造成清洗朝鲜族干部的错觉，招致破坏民族团结和损坏中共党形象的后果。  

  事实证明，从1932年10开始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在东满地区党内、抗日部队内和抗日根据地群众中开展的所谓的“反民生团斗争”所造成的错误，不能简单地定论为 “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错误。

  持续三年多的时间，有“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所谓的“反民生团斗争”，事实上就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人为地选定斗争对象，不加区分地把曾经参加过或参与过前朝共党派争活动的同志和 “朝鲜族知识分子党员和曾参加过民族独立运动的党员干部不加信任，甚至把他们作为 ‘民生团’嫌疑分子斗争和清除①”，在党内、抗日部队内和抗日根据地内制造无数的冤案和假案。

   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和开展的 “反民生团斗争”是，一起子虚乌有人为制造的历史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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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183 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此文于200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朝鲜族史研究学术会”上发表，引起与会学者们的关注，并收录于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朝鲜族史研究 2008》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