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朝鲜民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积极贡献

                           郑信哲

提要：朝鲜民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为此做出重大牺牲和积极贡献。朝鲜民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属跨国界抗战，难免其斗争的双重性，既属于争取朝鲜独立的斗争，又属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因而有其特殊性。朝鲜民族在中国抗日斗争的具体表现为朝鲜爱国志士的抗日独立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从地域上，可分为东北和关内地区。

关键词：朝鲜民族  抗日斗争   积极贡献

朝鲜民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为此做出重大牺牲和积极贡献。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朝鲜民族的作用与贡献的研究，至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论著，只有一些不连贯的片断性研究。当然，就某一方面来说，有一些研究著作，如石源华、杨昭全、辛珠柏等人的著作。[①] 本文以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为基础，叙述朝鲜民族在中国进行抗日斗争过程、贡献及其评价。

    一、朝鲜民族移居中国略史

    朝鲜民族起源于朝鲜半岛，其先民开始越过鸭绿江、图们江，落根于我国东北地区，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然而，朝鲜民族连续大量地移居我国，却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朝鲜民族移居我国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世纪60年代至1910年。1860年以后朝鲜半岛北部遭受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众多的朝鲜农民饥寒交迫，他们纷纷背井离乡，不顾两国政府的封禁，越江到我国东北的荒芜地带垦荒种地。1885年随着封禁令的废除，越江移居变得比较自由，于是更多的朝鲜农民移居至我国东北。据不完全统计，至1897年移居到通化、桓仁、宽甸、新宾等地的朝鲜农户已有37,000多名，1905年已落户于长白、临江、集安等地的朝鲜农户有39,440多名，1909年已在延边地区落户的朝鲜移民达184,867名。[②]

    第二阶段为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定《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这一时期，除了破产的朝鲜农民继续移入我国东北地区以外，还有大量的民族志士移居我国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据统计，1910—1912年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就增加了49,000名，在1910—1920年间移居至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的朝鲜人数达192,540名。[③] 到1922年3月，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已有651,096名。[④]

第三阶段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把我国东北地区沦为其殖民地。日本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组织日本农民移至东北地区的同时，还强制朝鲜人移居我国东北。据1940年8月统计，自1937年到1940年，日本以“集团开拓民”名义强制移民到东北各地的朝鲜农户就达14,725户。[⑤]

此外，当时分布于关内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并不多，他们杂居于许多城市和一小部分农村。朝鲜族在关内地区分布主要于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的陆续移居，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约有3万人，此后几年激增，至1945年前后大约有10万人，其中华北地区最为集中。日本投降后大部分人回国，1948年关内地区朝鲜族只剩2500名左右。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移居流动过程，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在中国的朝鲜人数量达216万5615人。[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不少朝鲜人开始陆续返回至朝鲜半岛。经过几年的人口变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趋于基本稳定，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口为111万1275人。[⑦]

    从朝鲜族分布看，移居当时主要集中于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之后，随着水田的开发，其分布地域逐渐向西、向北扩大，大多分布在易于水田开发的江河流域。到30年代末，东北地区的松花江、牡丹江、绥芬河、嫩江、乌苏里江以及东、西辽河等流域都有他们的足迹。

    朝鲜族擅长水稻耕作，他们移居我国东北，主要居住在适于水田耕作的河谷平原地区。他们不顾东北地区的气候寒冷，积极试种水稻并获成功，由此揭开我国近代东北耕种水稻的历史。水稻耕作不同于旱田，它需要一定的水利设施，而拦河筑坝、挖沟开渠以及开荒造水田，都要靠一定人力并相互协作。所以，朝鲜族移居我国东北时，他们一般都结群而来，居住比较集中，其居住地便形成村落。在苦难年代，民族村落是朝鲜族互相帮助、赖以生存的基本单位。

    朝鲜族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而民族村落为其进行民族教育、发展民族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民族村落对于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语言文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朝鲜族人民勤劳、勇敢，他们从朝鲜半岛移居我国东北时一无所有，在中国仍受反动政府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因而他们的革命性很强。朝鲜族人民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朝鲜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中国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与生俱来便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某一民族集团的成员，同时又是某一国家的居民。迁入初期，朝鲜族人民虽然身居中国，但几乎没有人把自己视作中国人，他们只是把中国当作临时居住地而已。此时，他们无法割舍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其民族意识也好，国民意识也好，都与朝鲜半岛密切相关，而对中国的事情则以“局外人”的心态旁观。然而，另一方面朝鲜族先民不管抱着何种心态，事实上他们在迁移、定居中国的过程中，“居住年久，生活安定”，[⑧] 逐渐对中国这一新的居住地产生爱恋之情，并在建设新的家园过程中，逐渐表露出作为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结，积极参与当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捍卫中国的主权，保卫自己的家园。

1、“九.一八”前朝鲜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20世纪初日俄战争后，日益膨胀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垂涎于我国东北地区，并加紧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对此，朝鲜族人民自觉地举起反抗的旗帜，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保卫自己的家园。

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保护”朝鲜人的幌子，悍然在延边地区的龙井设立所谓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以干涉中国内政。“统监府间岛派出所”非法调查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取消以乡约为基础的中国行政制度，强行推行“都社长制”，还在13个重要村镇分设“宪兵分遣所”，派驻67名宪兵和警察，以监视和镇压朝鲜族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延边朝鲜族人民（占该地人口76.6%）纷纷起来反抗，他们依靠吉林边务公署，在各地以处死亲日走狗和特务，反对“都社长制”，拒绝纳税等形式，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同时，朝鲜族人民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保护”，掀起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热潮。1909年，当日本与清朝政府签定《间岛协约》，获得对延边地区的“领事裁判权”时，朝鲜族人民又掀起反对《间岛协约》的斗争。局子街（今延吉）朝鲜族反日人士联名上书吉林边务公署，申明“今垦岛之地乃中华之地，垦岛之民乃中华之民”[⑨]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强加于朝鲜族人民头上的“领事裁判权”。朝鲜族志士纷纷组织反日团体和义兵队伍，一方面推进朝鲜族归化入籍运动，另一方面开展武装斗争，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18年，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定《吉会铁路修筑贷款合同》后，延边和吉林地区的朝鲜族学生同兄弟民族学生一道展开了反对卖国协定的集会和示威活动；1922年，朝鲜族同其他民族一起掀起反对日本修筑天图（天宝山—图们）铁路的护路保权运动；1928年，又积极展开反对日本修筑敦老铁路、收买天图铁路的斗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铁路的阴谋迟迟未能得逞。

朝鲜族初期移民中，有许多人是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后，不堪忍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或为了反对日本统治而移居中国的，故他们的反日意识特别浓。他们移居中国，一方面积极创办各类学校致力于民族的启蒙教育，另一方面组织各种反日团体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1919年3月，东北朝鲜族人民掀起了一场以延边地区龙井的“3.13”反日大示威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并着手组织反日武装团体，开始进行武装斗争。1920年，朝鲜族反日武装取得著名的“风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的大捷，有利地打击了进犯延边地区，妄图“剿讨”朝鲜族反日武装队伍的日本侵略军。此后，各地朝鲜族反日武装先后成立“正义府”、“参义府”和“新民府”等团体，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当时，朝鲜族人民反日斗争由于自身的处境与时代的局限，其立脚点只放在朝鲜民族的自救和朝鲜的独立，他们的反日斗争未能与处于同样命运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的是，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斗争不仅增强了民族的内聚力，使之能够以整体的、团结的力量投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日觉悟，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并使朝鲜族聚居地区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主要根据地。

朝鲜族人民通过移民初期的民族生存斗争和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洗礼，尤其是20年代末开始朝鲜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不断得到升华，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明显地得到增强，朝鲜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自觉地把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联系在一起。

    朝鲜族来自朝鲜半岛，最初在朝鲜民族爱国志士组织下他们尽管在中国境内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但其目的由于局限在民族的解放和朝鲜的独立，故他们往往是孤军奋战，得不到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2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渐步入正确轨道。以东北为根据地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朝鲜民族爱国志士和民众在斗争实践中深切认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下，中国各族人民有着共同命运和共同斗争目标，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密切，朝鲜民族解放和朝鲜独立离不开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样，朝鲜族人民更加坚定地举起“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旗帜，积极参加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把它视为民族解放和朝鲜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在东北，朝鲜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反日的情感特别浓厚”，他们“不但成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革命要素并为现阶段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⑩] 朝鲜族的革命斗争不再为狭隘民族主义所左右，朝鲜族人民以中华爱国主义为前提，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斗争。

2、“九.一八”以后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长期而艰苦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朝鲜族人民认识到他们之所以遭受国内外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朝鲜族，而是因为他们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制度下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朝鲜族人民要翻身得解放，不仅要赶走外国侵略者，还要推翻直接统治和压迫本民族的东北军阀势力及其社会支柱——封建制度。而这种斗争，只靠朝鲜族本身的力量和“朝鲜民族的独立”是不能取得成功的。朝鲜族只有和处于相同命运的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才能获得民族的彻底解放。朝鲜族人民在这种共识下，自觉地调整民族内部关系，努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朝鲜族党员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站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朝鲜族革命者积极参与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建设，并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末，东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还不健全。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建立后，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指导下，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在东北地区的力量得到迅速壮大。193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中共党员由300名左右猛增至2000多名，其中朝鲜族占90%以上。[⑪] 当时，南满地区农村党员200名中，朝鲜族为193名；东满地区农村党员636名中，618名为朝鲜族；在北满，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50名党员中，朝鲜族有45名。[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土地革命，在东满地区先后掀起了“红五月斗争”、“五卅”暴动和“八一”吉敦起义等，还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在南满、北满地区，朝鲜族人民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朝鲜族人民不畏艰险，坚决抗击了日本侵略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同仇敌忾，与各族人民一道站在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前沿，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地区抗日情绪高涨，各地纷纷组织反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如东北最早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抗日队伍——磐石工农反日意义勇队，就是以朝鲜族李红光领导的中共磐石县委“打狗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来这些游击队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者周保中同志所说“1932年所建立的坚强的东满游击队和1933年所建立的强大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由革命的朝鲜同志所创建的。后来它们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第五军里也有不少优秀的朝鲜同志。”[⑬]

朝鲜族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初创活动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也积极参加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东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最初主要建立在朝鲜族聚居地区，根据地的朝鲜族人民不仅从人力、物资等方面全力支援抗日游击队，还与之并肩作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接连不断的“讨伐”，成为东北抗日游击队伍的坚强后盾。

在长达十四年的东北抗日战争中，朝鲜族人民浴血奋战，他们或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或在敌人的血腥刑场上，都表现出中华爱国主义的强烈情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牺牲，在“全部抗日战争中，先后有十数万朝鲜人民参加了这一艰苦的英雄事业。数以万计的朝鲜烈士伟中朝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⑭]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只延边地区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有2726名，其中朝鲜族为2560名；[⑮] 这一时期，吉林省牺牲的革命女烈士有398名，其中朝鲜族女烈士为397名。[⑯]

事实表明，朝鲜族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在东北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取得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关于朝鲜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贡献的评价

朝鲜民族在中国的抗战活动有目共睹，从东北到关内到处可见朝鲜民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足迹。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侵华魁首伊藤博文，大长抗日民众的志气；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东北大地痛击日本侵略军，可歌可泣；尹奉吉舍身炸死侵华日军头目的义举，浩气长存。朝鲜民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1942年，周恩来在中韩文协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记得在学生时代、和在黄埔时代以及革命军队中，都曾和韩国的同志们同过事。韩国人民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大家目睹的事实。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中国大地上流过血。抗战以后，朝鲜义勇军（现已属韩国光复军）在各战线、各战场上与日寇作战，流血流汗。在北方平原上，牺牲了很多壮士。这些壮士都出身于黄埔军校。朝鲜志士们的热血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上。”[⑰]

1943年，朱德在纪念朝鲜“3.1”运动二十四周年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朝鲜民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说：“在中国境内，流亡我国的朝鲜人民，直接参加了抗日的武装斗争。”9.18“以后，千百的朝鲜志士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一年来与中国同志一道坚持了顽强艰苦的抗日武装斗争。”7.7“以来，朝鲜人民援助我国抗战，许多朝鲜志士已为抗日事业和中国的解放贡献了他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并深为感谢的。”[⑱]

李公朴在谈建立中韩民族反日联合战线时，曾指出“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直接是要求朝鲜民族的独立，间接就是帮助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王炳南也强调“我们一定指出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是构成中国抗战胜利的一种重要因素。”[⑲]

朝鲜民族在中国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的作用与贡献，相比之下我们对此研究还比较薄弱。具体地说：

1、过去关于东北抗日斗争、尤其是对东北抗日联军的研究欠缺，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9.18”事变以后，东北各族人民早于中国其他地区掀起了抵御日本侵略军的抗战，在东北抗日军民的坚决打击下，自“9.18”到“7.7”事变的六年间日本关东军死伤病者共有17.82万名。[⑳] 可见，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几十万兵力，直接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骤，这种历史作用应得到充分肯定。

2、东北抗日联军中朝鲜族的作用和贡献没有充分地予以肯定。近些年来，对东北抗日联军的研究有所好转，但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族作用和地位往往被忽略。实际上，在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及东北抗日联军初创时期，朝鲜族的作用和贡献是很大的，应给予充分地肯定。

3、研究侧重点方面，以朝鲜民族独立运动角度研究的相对多（这与韩国政府有关部门和财团资助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韩国独立运动密切相关），而以中国朝鲜族角度研究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相对薄弱，这反映于已出版的研究论著中。

4、研究文种方面，本来不那么深入的研究还局限于朝鲜文，以汉语文直接反映朝鲜民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著很少见。

    可见，应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积极评价朝鲜民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而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有关部门在研究资金、出版等方面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抗日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的李红光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缅怀英雄业绩，探讨朝鲜民族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积极贡献，对于弘扬中华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郑信哲：

吉林磐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及朝鲜民族研究。